“宝安县” | 改革开放40年，让我们“误读”了什么？
（写在改革开放40年）
在「改革开放40年」更多在谈论“经济如何飞速发展”、“中国城市如何沧桑巨变”的当下，「新县志」更想要带你去探索「改革开放前的文化沉淀」。
上图为建设中的深圳罗湖区 BY 新华社记者李长永；下图为2018年5月23日无人机拍摄的深圳罗湖区 BY 新华社记者毛思倩
如果你听过“在1978年最想穿越回宝安县，并买地建房”这个梗，那你一定会认同「改革开放40年≈深圳城市化40年」这个等式。
关于深圳的身世，很容易被聚焦在「城市经济的快速崛起」、「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开放包容」，也很容易被误解成：
「深圳没有历史，文化荒漠」
「深圳没有土著，移民新城」
「过去小渔村，一朝变都市」
然而，但凡听说过「宝安县」（深圳前身），就该知道上述三者，皆是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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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历史？
1600多年前已立县！
在中国封建社会，一座城的兴起总要和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扯上关系。宝安县地势低平，地处海隅，扼守珠江口、大亚湾、深圳湾与大鹏湾，早在1600多年前，就入了统治者的法眼。
宝安县辖区图
众所周知，宝安县一名，最早出现在东晋咸和六年（331年），“析南海郡东南地域置东官郡，郡辖宝安”。
当时的宝安县辖地，大约包括今深圳、香港、东莞部分、番禺南部、中山市、珠海市、澳门等地区。据史料载，南头城是东官郡和宝安县的行政管理中心，政治地位如同省会广州，经济地位如同今日深圳。
南头古城 BY 天龙尚人
如果东晋政治、经济的重要地位，还不足以证明“宝安县”的历史，那么在唐代由地区行政核心转变为海路交通要塞，“绥南、番禺，有经略军，屯门（一说在宝安南头）镇兵”，则足以言明。
更遑论宋时，作为南方海路贸易枢纽、食盐产区、珍珠贡品产区，这等有头有脸的称呼了。
大鹏所城 BY honghongdaha.
明朝更是建起南头寨、 新安营、 大鹏协等军事机构和要塞，有“沿海所城 ，大鹏为最”之说。至今已有 600 多年。
（明万历时又作新安县，民国三年改回宝安县，1979年撤销宝安县改作深圳市，下文仍称“宝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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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荒漠？
总有人把遗存等同于文化
很遗憾，历史悠久的宝安县，会遇到“文化荒漠”这一形容词。因为它建成日短，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历史遗存较少。
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人对于「遗存=文化」，一直有着迷之坚持（文化包括历史遗存，但不限于遗存）。好似家世不显赫、历史不悠久，就不足以称之文化之城。
然而文化的定义，从来不仅限于历史遗存，更重要在「人但凡在这生活着，活着就有文化」。
并且，当人们在承认“一座移民典型城市”的同时，毫无疑问在承认这个地方的文化多样性。宝安县也是如此。
宝安县本身兼容着「本地传统文化、广府传统文化、客家传统文化、闽南潮汕传统文化、西洋文化」五大传统的区域性文化。
因而体现在教育上，是：
宝安县虽地处边陲，在传统的耕渔方式之外，也兼具着客家人的“尚读”思想，十分注重教育。
在香港重刊发行的线装本《新安县志》
据《新安县志》载：“莫不家有塾，党有庠。”除县城有书院外，书塾、祠宇几乎遍布全县的每个乡村。自清代以来，以科举考试而授官的新安县本籍人士为数不少，有新安邑地“人文蔚起”之说。
体现在建筑风格上，更是多种多样：
客家人在刚迁至宝安县时，操着不同的方言，自然与广府人等格格不入，更因此曾大动干戈，因此大多数客家人均有“围楼”的需求。
建于明末的龙岗客家围屋 BY LEE祖
龙岗大型城堡式的客家围楼，大都是祖先做生意发家后兴建的，少见靠做官、军功或农业起家。加之明、清时东南沿海地区海盗、倭寇侵扰，又与广府人极易起争执，故以“围”加强防御能力在所难免。
公明老街的骑楼 BY 深圳周边游
清代中晚期，西洋文化开始影响广东沿海地区，宝安县也不例外。位于公明老街的骑楼，或是受到西洋文化的影响。其主体结构设计为中式，建筑外侧或装饰为西洋风格，堪称“中西合璧”。
元勋旧址
张一兵老师提到：“元勋旧址，符合从东晋以来，宝安县一惯的建筑风格。”即，普遍使用小式飞带垂脊，“从建筑物的正面看，垂脊不是从正脊的两端向下延伸，而是从山墙的顶端高高竖起。给人造成一种这是瓦面有明显举折的房屋的假象。”
而在美食文化方面，宝安县诸多有名望的特产，则不得不提：
南山荔枝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博得杨贵妃一笑的荔枝怕是已不可考。但南山荔枝，早在唐宋时期便是进献的贡品，味甜肉脆，历来被誉为“中华之珍品”，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金龟桔
龙岗区坪山镇金龟桔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相传是湘、赣交界山地的客家人移植于此。金龟桔果实个大色鲜、皮易剥裂，肉清香可口，汁丰富且味道极甜。
西乡围基虾
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独特的海产美食。西乡便是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宝安县最主要的围基虾基地。西乡产的基围虾体积较小，状如中指，全身透明略带麻点，虾皮特别薄，其蛋白质含量与沙井蚝相媲美。
金蚝
俗话说“靠海吃海”，宝安人民更是把这种精神发挥到极致。据载，将蚝冠以地名的开始则是宋代，北宋诗人梅尧臣的诗中所写“归靖蚝”就是指现在的沙井蚝。
“沙井蚝”的真正出名是在清代乾隆年间，当时已经有了大规模的人工养殖，到光绪年间，沙井建制，从此“沙井蚝”扬名天下，沿用至今。
宝安县靠海，不仅“吃海”，更催生出“祭海”：
沙头角鱼灯舞
沙头角鱼灯舞起源于明末清初，为宝安县沙头角沙栏吓村创演，流行于沙头角、盐田及香港新界的担水坑、岗下新村等地，已选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万人观看沙头角鱼灯舞
宝安县世世代代捕鱼为生的渔民，出于对美好生活的企望，祈求妈祖女神保佑丰收而根据鱼的习性，发挥丰富想象创作出来的一种舞蹈艺术表演形式，成为逢年过节、拜神祭祖、喜庆丰收的必备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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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土著？
6000多年前的百越人可不答应！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宝安区域上原始人类，已进入母系氏族公社的繁盛阶段，而后成为"百越"中的"南越部“。这才是宝安县最早的“土著”居民。
他们海陆通吃，石矛、网坠等工具不一而足，倒有一番“广东人吃胡建人”的气势：
网坠 仅示例
为了聚拢人心，也早早的有了对太阳神的崇拜：
太阳纹陶器 仅示例
只不过存在历史久远的他们，早已随着人流，融进宝安县的移民大潮里。
自古以来，宝安县地区就作为中原移民的大后方和边界线存在。历史上中原人民对岭南至少出现6大移民潮。
或是政治命令下的强制迁徙，政策福利下的自愿转移，或是由于战乱饥荒，逐渐形成广府、客家两大民系。
BY 潇湘晨报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清初的迁海复界。由于明清时期，宝安县遭受抗清武装力量和沿海倭寇的双重夹击，宝安县县民内迁，后又复界。
生存环境的改善和政府的优惠政策，招致大量粤东、粤北的客家人入驻宝安县。因此，方才出现了1985年统计的“近6成宝安人使用客家方言”。
至今，仍保留有许多客家人的古村落：
布吉甘坑客家小镇 BY ZOL论坛
观澜古墟 BY 住八楼
西丽麻磡村
过去是小渔村？
只是在说下属的“渔民村”
据说，这是一场全民式的，极为尴尬的“误传”。
“渔民村”位于南湖街道，得益于改革开放，是全国最早的万元户村，是改革开放下的缩影。因此很多人直接把“小渔村”作为宝安县的代名词，而后越发离谱，变成了“宝安县是个小渔村”。
误读之举尚且不论，我们总希望看到「一张白纸变成一本书」般的励志也暂且不提。
只是请诸位回溯前文的第一部分，回答以下问题：
问题一：东晋是政治经济中心，唐是海防要地，宋至明是南方海路贸易中枢、食盐产地、珍珠贡品产地，明有军事要塞，清被列强看中割让，请问这是一个“小渔村”体量能办到的事情吗？
问题二：以“深圳”之名的“深圳墟”是广九铁路通过的地方，晚清民国以工商业为主，请问这是“渔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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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县”撤销
带来的种种误解
清末以来，宝安县1/3的土地九龙半岛、新界被相继割让；
民国3年，宝安县复称，县治南头城；
1949年宝安解放后，由于深圳墟接近广九铁路，工商业发达，县治转为深圳墟；
1958年，惠阳等地相继被划出；
1979年（宣布改革开放第二年），撤销宝安县，成立深圳市。
上图为上世纪80年代初的深圳渔民村BY 新华社发；下图为2018年3月26日无人机拍摄的渔民村（画面前面的高楼）BY 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没错，改革开放以后，“宝安县”真的发展太快了。
快到一座“历史之城”让位于“经济特区”；
快到大众的焦点从“文化”变成了“经济”；
快到让大众只记得“深圳”，而忘记了“宝安县”。
而误读了这些，真的太遗憾了……
交通指南：
回不去了……
参考：
黄玲：《从深圳历次修志，看深圳历史》 来源：方志论坛
黄玲：《盛世修志，得宝而安》 来源：深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曾祥委：《宝安地区清初的迁海与复界》 来源：民族研究
福田图书馆：《张一兵：深圳的老建筑，蕴含了五种历史文化》
大地理馆：《中国四大渔村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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